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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永光:供給側改革與社會組織無關乎?
日期:2018-5-19 6:05:39 來源:安徽15选5开奖结果 作者:管理員 
 
 

徐永光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、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

2015年11月10日,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上提出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”。這一概念一經推出,新加坡學者鄭永年即認為:“在中國,幾乎沒有人能夠說清楚在中國的環境中,供給側改革到底是什么”。事實上,在社會組織部門,對于供給側改革,也鮮有人知曉。那么,這一改革與社會組織的發展有怎樣的關聯?將對其產生怎樣的影響?對此,《中國慈善家》雜志采訪了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。

徐永光拿出2014年6月他發表于本刊的《公益市場有效供給18招》一文稱,其實早在2013年,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會議上已經提出,要建立“惠而不費”的公共服務發展新機制。“克強總理講,政府辦事不建機構,不養人,要擴大購買服務,讓社會來做。”

2014年4月16日,國務院常務會議形成“著力增加有效供給,不斷滿足新增需求” 的共識。徐永光說,是時他了解到國內剛興起的“新供給經濟學”理論提出的“制度的改革和優化,能使總供給能力大幅度提升”觀點,判斷中央公共服務供給機制改革的思路與“新供給經濟學”理論相吻合,于是經過思考研究,寫成《公益市場有效供給18招》。

在文章中,徐永光細細列出“增加中國公益市場有效供給的十八般招數”,包括直接登記、稅收開閘、民非破局、社會企業、公益信托、公募改革、私募轉型和慈善立法等等。

附:徐永光文章中提到的十八招羅列如下:

《公益市場有效供給18招》

直接登記,突破瓶頸;稅收開閘,財源滾滾;

政府采購,惠而不費;彩票公益,用之于民;

民非破局,吸萬億金;事業改革,民間新軍;

社會企業,大有可為;公益信托,厚積善銀;

公募改革,合作共贏;私募轉型,力撥千斤;

社區富礦,正待挖掘;微善互聯,無網不勝;

市場細分,提升效能;行業自律,門庭自清;

人力投資,一本萬利;管好善財,止損為盈;

慈善立法,公私分野;文化重建,大道無形。

時隔一年半,徐永光再次指出,公益市場的有效供給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供給側改革的思想,通過供給側改革擴大公共服務供給,社會組織大有可為。

在采訪中,他還就社會組織的向下、落地發展;政社合作的重要利好機會;公益部門與GDP創等話題作了詳細闡釋。

以下為采訪實錄:

《中國慈善家》:政社合作推動社會組織發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,但這條路具體怎么走,很多人并不清楚。你有怎樣的建議?

徐永光:民間公益慈善、社會組織發展應該往下走。現在很多資源在東部地區,在大城市,但是在二、三線城市,社會組織發展還非常弱。

先講一個故事。去年年初我收到中國農業大學發展學院院長李小云的信,他當時辭掉了學校里的一切職務,只保留教授一個身份,到云南勐臘縣做了一個多月的調查。他認為,目前公益資源集中在大城市,在一些貧困縣幾乎沒有真正的社會組織,所以他希望到勐臘那樣一個地方去登記一個機構-----“小云助貧中心”,從小的項目做起,直接瞄準貧困人群,插入政府和市場的空隙,在基層倡導公益價值,促進國家和社會的良性互動。

最開始,李小云希望憑自己個人的力量,在縣里扎下根。結果他發現,當地各方面領導都用懷疑的眼光看他,說他是騙子,認為一個農業大學的教授不可能到小地方來做不可思議的事情。盡管最后他的身份得到確認,但是他們還是不相信他,根本就不理他。

盡管用盡各種辦法,“小云助貧中心”花三個月時間也沒有登記下來,最終李曉云只好通過在民政部工作的一個學生,事情才辦成。現在,他在那里做得很好,有很多志愿者加入進來,他覺得那個地方還可以有更多活力被激發出來。

這件事給我一個啟發,在縣一級,在一個貧困、落后的地方,一個空降部隊要落地做社會組織,成本太高。

還有一個事例讓我受到啟發,就是雅安地震發生后,政府群團在黨政機關的支持下建立了一個群團社會組織服務中心。地震時期這個服務中心在協調民間和政府的合作方面,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。南都基金會后來一直和他們有合作。

我想,如果這種模式不斷往下移,不光在省一級,到市一級,縣一級,從上往下來,政府系統和民間的力量、基金會和其他NGO合作,就有一個信任背書,落地成本可以節省90%,而且符合各方面的利益。這可能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選擇。

《中國慈善家》:在你看來,政社合作能夠帶來怎樣的利好?

徐永光:不久前,習近平總書記對工青婦等群團組織分別提出了具體要求,他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,“群團組織開展活動要以群眾為中心,讓群眾當主角,不能讓群眾當配角和觀眾”。這句話既指出了方向,也提出了方法。

另外,習總書記提出,要確保貧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脫貧。這是一個宏大的目標。最近又出來一個熱詞叫“供給側改革”。這是習總書記去年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上提出來的,他指出,要在適度擴大需求的同時,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。一周后,也就是11月17日,李克強總理主持“十三五”規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時也強調,要在供給端和需求端兩側發力,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。

在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方面,政府和民間組織大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。只是,兩者角色不一樣,一些具體訴求有差異,行為模式也不一樣。但是,恰恰是這種方向的一致和角色的差異性,給雙方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性,雙方可以實現優勢互補、揚長避短。

《中國慈善家》:怎么理解“供給側改革”這個概念?

徐永光:國內有一個“新供給經濟學派”,代表人物是財政部研究所前所長賈康。他認為供給側改革和凱恩斯主義短期需求刺激的模式是相對立的。

1929年美國經濟?;輩扇】魎怪饕寰媚J?,2008年金融海嘯后各國加大需求投入,走的也是凱恩斯主義道路。而供給側模式來自里根經濟學,也就是要擴大供給。

供給側改革要做什么?賈康提出,要構建一個制度環境,用高效的制度供給和開放的市場空間來激發微觀主體的創新、創業、創造潛能,構建和塑造強化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。

《中國慈善家》:去年,李克強總理提出“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”,不斷給中小企業松綁;中央關于“經濟新常態”的思路,就是要調結構、穩增長,用創新驅動經濟發展。這是實現“供給側改革”的具體路徑嗎?

徐永光:就供給側改革,《經濟日報》有一篇評論說得很清楚,它指出,“政府把該管的事情管好,不該管的事情放權給市場和社會,要通過為市場為社會主體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和提供更好的服務,利用市場和社會機制完善資源配制,形成政府購買市場和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產品的供給機制,構建多元化、社會化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”。

事實上,中央在提出供給側改革之前,就有了經濟新常態的部署,出臺了大量政策來激活中小企業,支持社會投資,推動和支持教育、醫療、養老這些領域的發展。

早在2013年,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會議上已經提出,要建立“惠而不費”公共發展新機制??飼孔芾斫?,政府辦事不建機構,不養人,要擴大購買服務,讓社會來做,做到“惠而不費”。后來一查,這話是孔子講的,《論語》里面有這么一句,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,斯不亦惠而不費乎?”就是說借人民能夠得利的事情而使他們能夠獲利,這不就是給人以恩惠自己卻不需什么耗費嗎?

2014年4月16日,國務院常務會議形成“著力增加有效供給,不斷滿足新增需求” 的共識,指出要通過制度的改革和優化,使總供給能力大幅度提升。

《中國慈善家》:供給側改革提出的具體背景是什么?

徐永光:政府面臨兩個壓力:一是在公共服務領域存在供給嚴重不足,不能滿足社會需求的問題。教育、醫療、養老領域最突出。以養老為例,據老齡委的研究報告,中國的養老產業需求是100,市場供給只有10。中國養老專業護理員的市場需求是1000萬人,而現在合格的只有30萬。

養老市場搞成這樣,政府負有直接責任。公立養老院在搞亂養老產業市場。國家自己辦養老院是可以的,它應該做養老的托底服務,為弱勢群體買單,但是現在政府養老機構完全錯位了,沒有權沒有錢的進不來。這種錯位還包括進行不公平的市場競爭,搞得許多民辦、民非養老機構難以為繼。

還有一個壓力就是經濟下行。現在,一邊經濟下行,一邊還得關閉制造霧霾的工廠。這是非常矛盾的。怎么辦?要調整產業結構,發展服務業,滿足社會需求,增加綠色GDP,擴大就業。

《中國慈善家》:2014年以來政策制度層面的變化非常大,僅就開放養老市場、吸引投資,中央十部委就聯合下發了十多個文件。就你的觀察,關于養老投資開放到什么程度?

徐永光:中央已經了解到發展民辦養老需要有民非的方式,但民非資產要“充公”,吸引不了投資。對民非制度,我一直講“五不”:投資人無任何財產權,不能分紅,不能向銀行貸款,不能辦分支機構,也不免稅。 “五不”政策導致了四宗罪:第一是關門打狗,投資來了以后充公;第二是逼良為娼,私人投資都在做假帳,實際個個賺錢;第三個是遏制投資;第四是尋租天堂。

這四宗罪我批了好幾年,現在這個困境終于打開了。民非辦養老機構現在可以怎么辦呢?你用私人投資來做養老機構,可以一個人注冊兩個機構——一個民非,一個企業。民非可以是輕資產,幾萬塊錢,最多三十萬塊錢就可以注冊下來。企業重資產,買地、蓋樓、用人可以由企業來;然后兩個法人機構進行關聯交易,以市場的公允價格,向民非租賃和借貸。民非向你交租賃費,借貸按照銀行三倍以內的利息都是可以的。

這是政府文件規定的,你可以一手托兩家,搞關聯交易。“關聯交易”是文件里寫的,但是你要接受監督。政府知道企業辦養老給太多的優惠政策不方便,民非資產歸公也做不大,那你就一手托兩家,雙輪驅動,既可以得到政府扶持,又能吸引社會投資,這樣就能把養老發展起來。

中國政府非常務實,也很創新,這兩方面都比我們非營利部門強。非營利公益部門總是受到社會的道德綁架,自己也以為占據了道德制高點——我是做好事,用道德自慰原諒自己的低效率。這幾個“道德大棒”對這個行業的發展非常不利。

《中國慈善家》:我們關注到,你一直在強調公益部門的經濟貢獻,強調公益市場要提供有效供給,這樣的觀點來源于什么?

徐永光:前年我和“新供給經濟學派”的一些學者有過一些交流,很受啟發,寫了一篇《公益市場有效供給十八招》。公益市場的有效供給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供給側改革的思想,通過供給側改革擴大公共服務供給,社會組織大有可為。

實際上在很多國家,非營利部門、公益慈善部門都被看成是一個經濟部門,在經濟結構中屬于服務業,份額很重。美國非營利部門的經濟份額在GDP中占10%以上(還不包括30萬家教會在內),同時也幾乎提供了10%的就業崗位。

香港更厲害,因為香港90%的中小學是社團辦學,公立學校只占4%。香港社會部門創造的GDP,講一個例子大家就知道了。香港賽馬會是慈善機構,全稱為“香港賽馬會慈善信托”,一年的收入大約是1500億左右,其中82%用于返獎,14%交稅。前年,馬會給香港政府交了200億的稅,占香港總稅收的9%,還捐了32億給慈善機構,管理費大概在2%-3%。

我打算寫一篇《香港馬會好榜樣》的文章。中國有兩億彩民,主要是農民工,每年投入3000多億,35%提取為彩票公益金,每年貢獻彩票公益金1000多億(超過了全國捐款總額)。最近對彩票公益使用的審計報告說,其中25%使用有問題,不知道花哪里去了。彩票公益金本來是要用于支持公益的,最后主要是政府拿去花了,還有那么多違規,所以要向香港馬會學習。

公益市場有效供給18招

《中國慈善家》:中國非營利部門能夠創造多少經濟份額?民政部的統計公報認為非營利部門沒產生多少GDP,歷年來的統計是千分之一,而且在服務業中的比重逐年縮水,2014年比2007年還要低將近四分之一。你怎么看?

徐永光:對這個數據,我質疑了好幾年。前年,我干脆自己計算,算出來占GDP的比重最少是千分之七。去年,民政部公布的統計結果還是千分之一,沒辦法,南都基金會請上海交大作了一個研究,出來的數據也是千分之七。所以我們就開了一個研討會,請《財新》記者正式和民政部對話。

根據民政部統計,2013年有600多萬社會組織從業人員,但是整個社會組織創造的GDP才500多億,人均8000多點。整個服務業人均創造的增加值是8萬,怎么到社會組織,才是服務行業的十分之一?我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平均工資標準,算出來光這一項就達到3000億。

在對話中,記者問民政部官員,官員的回答是,社會組織600多萬就業人員中大部分是不拿工資的,所以沒有產生GDP?;褂?,民政部出版的年鑒統計稱,前年216家中央級基金會支出130多億元,創造的增加值才2萬元??杉飧鐾臣樸寫笪侍?。

中國迄今沒有建立屬于非營利部門的經濟統計體系,社會組織的經濟貢獻份額被嚴重低估,希望引起關注,做一些深入的研討。

《中國慈善家》:在政社合作中,要推動社會組織發展,你認為需要解決哪些問題?

徐永光:需要清楚了解幾點: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精神;關于群團組織要以群眾為中心開展工作;關于五年內要基本消除貧困;還有關于要擴大供給側改革,通過擴大公共服務領域的供給來滿足民生需求,同時提升我們的經濟增長。

落實中央提出的這些目標,需要政府部門、支持性平臺和社會組織進行很好的合作。

《中國慈善家》:具體說來,應該怎么做?

徐永光:首先,非常重要的一點,一定要善于發現那些原生態的、有根基的、有生命力的社會自組織的力量,加以培育。政府資源多,容易搞大躍進;一些大的基金會、有錢的基金會有時也會搞這個東西,想包打天下,實際上經常做一些勞而無功的事情。

在社會組織不發達的二三線城市,在縣一級,你可能找不到社會組織,但是你能找到志愿者,能找到在社區、在農村已經或正在發生的一些慈善模式、社會互助的模式。要發現這些東西,激發它的活力,讓它長大。

今天,很多社會自治管理的東西被我們搞得消失了。汶川地震一周年,我去了四川的一個村子。當地政府為重建投入很大,也來了很多NGO的人,包括國際志愿者。我去的那天,下著大雨,村子里都是泥水,住在小山坡上的村民家門口沒有路。當時政府已經把路修到了村口,我就問村民,為何不弄點碎磚頭,把家門口的路填一填。村民回答說”等政府”,還有的說等NGO、等志愿者來。

我很痛心,人怎么變成這個樣子了?

其次,要避免為追求政績大干快上,造成資源錯配和浪費。

再有,需要注意過渡呵護。在浙江,許多社會組織的發展比較符合原生態、有根基、有生命力的原則。一位NGO負責人說:各地社會組織的規模比我們的大,房子也好,政府給的資源也多,但是總覺得一直是政府在那里澆水、施肥,而浙江不是這樣,是自己生長,像野花一樣,政府只要給空間,我們就能生長。這是真正的原生態民間公益,我們在政社合作當中要發現和支持這些東西。

還有,培育二三線城市的組織,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要培育本土人才,創造一個人才回流機制。綠色江河楊欣在三江源做垃圾回收站,他就是去發現當地的藏民,培養本土人才來做事,現在政府打算投入,將復制8個回收站?;褂幸壞憔褪墻⑷瞬嘔亓?、回鄉機制。現在許多基金會、NGO支持推動的返鄉創客是一個非常好的回流機制,大批知識青年回鄉創業,帶去的不光是綠色食品、電商,還有先進文化、理念,包括合作社、社會企業的管理模式。這是遏制農村凋敝、再造鄉村的重要力量。

最后,發展社會組織,需要政府與社會組織建立合作平臺,實現優勢互補,取長補短。(本刊記者整理_安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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